跨境服务贸易新模式赋能与城市合作做城市的合伙人

金融将成为“双循环”成功的核心要素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则致力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新命题。

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中国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陆红军看来，这一背景下的金融服务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世界正处于以多极经济、多重危机、多重失衡为特征的“多重时代”。这里的多重危机，不仅是疫情和反全球化的双重危机，还包括公共卫生、金融、粮食、能源、气候、国际安全形势等各方面的危机。这个“多重时代”从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起始，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多重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特点是美国为主的单一经济霸主地位被打破，一个世界两大体系正在不断地加速形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正是金融服务“双循环”的难点，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陆红军将其称之为本质上的“命运共同体金融”;第二，脆弱的美系金融体系和稳定的中国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由于体制和机制以及文化价值的差异，两大体系的角逐日益激烈，冲突难以调和。今年9月16日经合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的GDP将同比下降4.5%，其中意大利、英国、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经济将下降10%以上，而中国的经济保持平稳，预计增长1.8%;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增长1.6%。而同期美国GDP以3.8%的降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元、美债双双贬值，使世界经济走在了一个金融危机的边缘。所以从金融危机角度来说，世界正在这一边缘行走。第三，精准、及时、安全的金融服务、金融投资和监管模式将成为“双循环”成功的核心要素。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资源是内外循环的必要轨迹，它正在被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赋予新动能、新场景和新链域。新经济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带动，是热点，也是突破点。陆红军说：“基于这样的特征，我觉得金融服务‘双循环’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特殊战略，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公司治理能力的重要内涵。”

国家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高坚对中国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有着深入的研究，被称为“中国债券市场之父”。他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大家一说新经济，一定想到科技创新，这话对，但是不完全对，我认为新经济其实就是金融经济。”他认为，现在中国还处于金融深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什么叫金融深化?就是从传统的银行向资本市场发展，从资本市场发展向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发展。现在，中国排名前20的最盈利企业都是银行，而美国是科技企业。这说明国内的金融资本没有完全体现金融深化，但是它体现了金融化的过程。反观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从最早的银行资本主义发展到公司资本主义，然后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管理资本主义，现在已发展成为股权资本主义，或者说股东资本主义。这个过程科技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并非主导。如果美国没有合伙制度的发展和进步，就不会有合伙企业，也就没有美国的IT革命，没有今天的硅谷和波士顿。所以金融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实现金融创新要靠“两个企业家”

金融业要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断地变革和创新是必由之路。

关于金融业未来的发展，高坚用“两个企业家”实现“双创新”的观点来诠释。他认为，实现“双循环”要靠金融企业家和实业企业家的共同合作、共同创新。他说，纵观国家开发银行发展史，十年期以上债券的发行带动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有了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其背后正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讲义上讲的，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但今天劳动力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它被知识所取代，即人力资本。而资本也不仅是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而变成了中间产品，即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如果资本不和企业家进行结合创新，是不可能发挥其作用的。这也就是金融市场发展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今天要实现‘双循环’，我认为靠的是金融企业家和实业企业家的结合，在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路上，也要靠这两种企业家更好地结合。”高坚说，企业大了，管理成本高;企业小了，交易成本高。之于国家也适用，国家大了，管理成本高;国家小了，交易成本高。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目的不是为做一两个实业项目，而是要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在新形势下，不仅要做桥、路、港口，更要做数字经济、数字支付，由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影响，或许过程曲折，但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究其根本是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投资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金融的本质是播种，是服务实体经济。在中欧跨境投资和金融服务方面，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将起到怎样的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话题，来自不同国家的金融及投资领域大咖各有见解。

青岛银行是一家“A+H”股上市的城商行，目前总资产达4400多亿元，管理的总资产达6000亿元。青岛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少泉认为，作为一家地方银行，只有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服务好实体经济、民营经济。他透露，今年是世界银行进入中国40周年，最近青岛银行和世界银行正在筹划发行世界上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蓝色债券”。蓝色经济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源自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蓝色经济是指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包容性、维持或改善生计的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继绿色债券之后，蓝色债券有望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可持续金融的重要业务领域，将为有条件、有资源、有意愿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机遇，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有助其打造新的特色业务品牌。

摩洛哥外贸银行中国区总经理Said Adren牵头成立了第二个非洲银行在中国的办事处，位于上海。他对于中国和非洲在移动支付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感受颇深。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多支持给非洲国家，甚至是很多欧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数字化率相比中国而言并不高。作为涉足欧洲和非洲的银行，Said Adren说，他们已经深深意识到数字化对金融业发展的挑战，当然这也是一个未来的机遇。关于跨境投资的方向，他认为，受疫情影响，所有银行和政府以及投资者都需要重新审视对于投资的理解。他个人认为，投资应该给国家或地区带来更多好处。比如除基础设施投资外，对非洲的投资也要增加健康、教育等行业的关注。

2019年底，中法之间第一个国家级别的合作基金横空出世，一时间整个市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在国内“资本寒冬”声音不断的时候，这样一只基金的成立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来自法国的一家具有140年历史的投资机构、欧瑞泽基金集团正是该基金唯一的管理人。法国欧瑞泽基金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太中国区总裁陈永岚表示，由于跨境并购是欧瑞泽最擅长的主营业务，这也决定了该机构在整个投资周期中都保持着一个宽广的视野，并由此形成了特色化的商业模式。陈永岚称之为“全球化的跨境并购的投管退”。就在今年6-8月份，欧瑞泽已经完成了中法基金的前两个项目，对荷兰世界最优秀的眼底手术设备龙头企业的收购，以及对法国在汽车检验检测领域最大的一家企业的收购。关于收购眼底视网膜玻璃体手术设备龙头企业荷兰眼科研究中心，其实代表了欧瑞泽偏好的企业类型，即：成熟的、具有良好经营并且有利润的中大型企业，多是行业内的隐形冠军。除此之外，陈永岚表示被投公司还需要具备“中国元素”，也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发展潜力巨大，或者投资人能为其带来中国的价值创造，“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去投资这个企业”。谈到疫情对于在华投资的影响时，陈永岚强调，作为跨境并购投资人，欧瑞泽看的周期会更长。在他看来，首先疫情对2020年的影响自然是比较大，但目前其实已经在恢复过程中。“从中长期来看，对欧瑞泽此前设定的财务目标和已投企业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创始人杨守彬，自称是一名科技投资工作者。他说，在过去几年里，因为是民间资本，所以既没有跟主权基金合作，也没有和大的跨境并购的基金合作。同时，由于动荡的国际关系、外汇管制、国外的技术封锁等原因，他们一直考虑的是如何突破堵在技术投资人面前的“三座大山”。“我们做了中美和中以的并行基金，我们联合了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和一些想要投资中国的投资人，在美国做了一个基金，同样并行我们在中国做一个人民币基金，在硅谷和波士顿投资技术类的企业，以美国的创业者和美国的投资人为主。同时，我们平行会在中国做这些公司的市场应用，以中国的CEO和投资人为主。”杨守彬说，过去中国是技术和市场在外，生产在国内，而现在基本上是“双跨”，技术、市场和生产制造，他特别认同陈永岚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困难只是暂时性问题。他认为，未来应该是一个CVC(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的时代，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都是生态和生态之间的竞争。目前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回报率最好的基金已经不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这些只是做VC的基金，已经是腾讯、阿里，甚至于字节跳动、小米等产业类公司。所以2018年开始，除了做早期的投资之外，春光里做了一个生态链VC的模式，以基金投资为主体，建立了产业大数据、产业雷达、产业空间运营和产业服务、产业基因投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生态链VC的模式，更多地为被投企业赋能，给我们出资的LP(有限合伙人)做更高的除了基金回报以外的回馈。同时用这样的模式，也能去赋能与城市合作，做城市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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