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癌症患者数量呈现逐年增加趋势，5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罹患癌症。去年，我国新增457万癌症病例，占全球新增癌症病例总数的23.7%，成为新增癌症人数最多的国家。
当前，精准医学如何助力癌症筛查与治疗?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地区广受关注学术成果报告会”(聚焦肿瘤学领域)上，《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多位研究者。
影像学助力结直肠癌早筛
“现在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已经纳入日常工作。但对于结直肠癌，目前的筛查仍然不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应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据IARC统计，结直肠癌是世界上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类型，去年新增病例193万例，仅次于乳腺癌和肺癌;它也是全球第二大常见癌症死亡原因，每年造成近100万人死亡。
我国2020年结直肠癌新增病例近56万，死亡病例近29万，位列癌症死亡病例的第五位(前四位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
据介绍，结直肠癌公认的风险因素包括肥胖、低水平的体育活动、不良饮食、吸烟和饮酒。
孙应实表示，以往结直肠癌在欧美西方国家发生率比较高，在中国发生率比较低。但随着饮食习惯的变化，蛋类、肉类的增加，我国城市结直肠癌发病率呈升高的趋势。40~69岁是结直肠癌的高发年龄段，且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
“目前我国结直肠癌筛查做得远远不够，导致很多患者确诊时就是中晚期，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并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说。
结直肠癌筛查包括粪便检测、内镜检查、影像学检查等。当前，影像学检查作为癌症诊断和检测手段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使临床诊断更客观、准确、可靠，且对抵抗力较弱、肠镜检查耐受性相对较差的患者更加“友好”。
“早发现、早诊断是癌症防治的关键，个人应当重视。特别是45岁以上的人群，须定期做体检，如肠镜、胃肠道影像检查非常必要。”孙应实建议，饮食应更加健康，加强锻炼，全方位自我调节。
食管癌疫苗“一定会出现”
“食管癌在我国是高发性瘤种之一。去年，中国的食管癌新发病例32万，死亡病例30万，也就是说，全球53%~55%的食管癌新发病人和死亡患者都在我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医生鲁智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在我国，食管癌具有典型的地域分布特征，高发区包括豫北、陕西的部分区域和太行山区域，此外四川南充、江苏盐城以及福建的福州、汕头等区域也存在食管癌高发现象。与西方食管腺癌居多不同，我国绝大多数为食管鳞癌患者，全球70%以上的新发和死亡的食管鳞癌患者都在中国。
食管癌发病的高危因素与不良生活习惯存在高度相关性。“包括长期饮酒、抽烟，食用烫的、辛辣刺激性的餐品以及进食过快等因素，这些都会反复刺激食管黏膜致使其发生增生、炎症，甚至出现恶变。”鲁智豪说。
同时，他表示，隔夜饮食和腌菜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经常食用也容易引起食管癌恶变。长期维生素缺乏和其他一些环境因素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此外，食管癌发病与个体遗传的易感性有关。
鲁智豪表示，食管癌的早期往往很难发现，如果患者出现“三感一痛”的症状，应该引起警惕。“三感”，即异物感、哽咽感和进食时的停滞感;“一痛”，即进食时出现胸口刺痛或者烧灼性疼痛。特别是高危人群如果出现上述现象更应引起重视。而食管癌的早期治愈率可达90%以上。
对于中晚期食管癌患者来说，2019年以来，免疫治疗走入临床给癌症治疗带来革命性改变。鲁智豪介绍，目前食管癌中期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50%~60%。一直以来晚期食管癌，特别是晚期转移性食管癌被认为无法治愈，5年生存率仅有3%~5%。但免疫联合化疗使这类患者5年生存率不断增加。他认为，联合免疫治疗是食管癌治疗的趋势。
目前宫颈癌已有疫苗走向临床，鲁智豪相信，食管癌疫苗“一定会出现”。此次新冠疫苗生产大幅推动我国疫苗研发和平台建设，食管癌的“瘤苗”研究也在探索中。“通过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反应，让它能够识别食管癌细胞，相信只要‘瘤苗’做得足够精准、有效，未来食管癌的诊治一定会有革命性的进步。”
整合现有疗法“对肝下药”
“肝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半数以上病人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一般平均生存时间只有数个月左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王维虎对《中国科学报》说。
据IARC统计，2020年，肝癌新发病例位居第6位(91万)，死亡病例却位居第三位(83万)。我国肝癌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占全球的一半左右，2020年，我国肝癌的发病病例位居第五位(45万)，死亡病例却位居第二位(39万)。
患者数量多、死亡率高、治疗手段有限，是肝癌防治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肝细胞癌(HCC)被称为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
免疫联合疗法的出现为肝细胞癌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据卫健委2018年相关数据，2003~2015年，我国肝癌总体五年生存率仅在10%~12%之间。“免疫治疗时代之前，主要治疗手段仅包括手术、介入、放疗、消融和靶向治疗，存在很多局限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一科主任邢宝才说。
他表示，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中国发现的肝癌患者，能进行手术的只有30%，70%的患者为晚期，没有手术机会;其次，患者做完手术后，复发率高达50%~70%;再者，对于70%不能手术的病人，选择靶向系统性治疗，有效率较低，仅有3%~4%的肝癌病人肿瘤明显缩小，生存期延长三四个月。
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T+A”免疫联合疗法治疗肝细胞癌突破性疗法认定，开启了免疫治疗的新时代。
“免疫治疗使不可切除的肝癌缩小以后，一部分人获得手术的机会;对于晚期的肝癌，即使没有切除机会，也会延长生存期。”不过，邢宝才也表示，并非所有肝癌患者都适合免疫和靶向联合疗法。从治疗策略来说，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此，王维虎也持有类似观点，尽管当前联合免疫疗法在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在治疗时仍需“对症下药”。例如，对于恶性肝癌治疗应重新审视传统放疗的作用。
“过去，人们错误地认为肝细胞癌对放疗不敏感。现在随着影像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放疗越来越精准(误差可控制在0.5毫米以内)，其在肝癌治疗中应用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举例说，对早期肝癌，特别是手术危险性比较高的情况，单纯做放疗，完全可以获得与手术一样的根治效果。对术后病理发现有残留患者做进一步放疗，可取得更好的疗效。
总体看，王维虎表示，近年来，肝癌在我国总体疗效进步明显，但仍“不足以让更多的病人获益”。他建议，应开展一系列大样本前瞻研究，整合现有各种治疗手段，了解不同方案在不同患者中的优势和不足，扬长避短，从而提高肝癌患者的总体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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